□ 王璐
　 尽管睡的时间并不长，土炕，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大多数北方人都睡的是土炕。在房间一角，用土坯按照一定的方法有序砌垒为矩形，中间及四角留出烟火通道，上铺谓之“炕面子”的半块地板大小的薄土坯，外围及上面用黄泥糊严、抹光；在前面的隔墙外，掏出尺余大小的炕门，在后面透了窟窿的隔墙外竖起烟囱，一个土炕就成型了。从炕门塞入柴草点燃，烟缓缓顺烟囱冒出屋外，几个时辰过后，整个房间都是热的。连烧几日，炕体干透便可享用了。
　　我家曾有一大一小两个土炕，大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跟父母一起睡，小的奶奶单独睡。奶奶的炕在西边，炕席上铺着她自己纺织的粗布炕单，盖着跟炕单一样面料的被子。那布料用特制的颜料浆染过，呈瓦蓝色。那时我家曾有一架手摇纺车，一台织布机，奶奶踩踏织布机、脚手并用的织布画面，依稀记得。后来，它们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，不知去向。
　　寒冬里，奶奶的土炕早晚都烧得热乎乎的，猫除了外出，总喜欢卧在她炕头，或钻进被窝儿里。姐姐常陪奶奶睡。那时我大约六七岁吧，有尿床的毛病，母亲找了好几种偏方仍不见效，半夜里大床尿湿不好睡了，或是逃避母亲的训斥，我也常光屁股遛到奶奶的炕上。
　　大年三十晚上，家家户户的炕门前，都不约而同地烧起大木疙瘩，冒起半人高的火焰，火光闪闪。一家人围火而坐，炒花生，炒板栗，谈家常琐事，论一年的收成，谈笑自如，其乐融融，气氛一点也不比现在过年差。最好的疙瘩是柏木，好烧，耐烧，还会散发出满屋的柏油香。老人们都说，三十晚谁烧的疙瘩越大，来年喂的猪就长得越大。其实烧疙瘩与喂猪，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码事。这说法，无非是一种美好愿望的寄托罢了。
　　多雨的秋季里，有时父亲一早便喊起我们，将炕上的被褥芦席揭走，把快要霉变的红薯片或核桃摊上去大火烘炕，两三天就干透了。土炕，这时就不再只是睡觉的地方。
　　我家的土炕是父亲盘起的，两个都修了炕洞。炕洞里不仅能烘干湿透的布鞋，还能炕熟花生和红薯，就像一个大烤炉。过年时，不少人夜里都习惯将鞭炮塞进炕洞里炕，第二天响声脆亮，落地的哑炮极少。那时的鞭炮大多用黄泥封底，很容易受潮。而这样炕炮，发生意外是常有的事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后半夜睡梦里突然被“轰隆”一声巨响惊醒——炕洞里的鞭炮几乎同时燃爆了！幸亏只是一小串，否则完全有可能炸塌土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　　土炕睡着很硬，雨季容易返潮；更烦人的是，炕面及炕体周围的土皮裂缝里，易生臭虱。这东西繁殖神速，夏季只要从别处不小心带回几只，不出一两月就会冒出无数来，藏匿在土缝里昼伏夜出，成群结队，总会在人酣睡时进行偷袭。稍不留神，就被咬得一身疙瘩，瘙痒难耐。对付它们，即便在炕面、墙上涂抹了敌敌畏也未必能够根除。
　　下面的土坯相接处，抹了胶泥，且屡经烟熏火燎，一般是比较坚固的。但是，特殊情况下它还是经不起考验。有一年，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：我们村有个小伙结婚当晚，闹新房的七八个壮小伙都挤在炕上，大家嘻嘻哈哈，热血沸腾，突然一阵惊呼，炕上的人倒成一团。等反应过来，才知是压塌了炕。一瞬间，房间内狼烟四起，乌烟瘴气，大伙儿尴尬不已，只好一一识趣而散。所幸那是秋天，只是有人磕碰了头，有人擦伤了脚。如果炕下烧着红火，后果不难想象。对于新婚之夜的夫妇，这实在是一件晦气透顶的事。
　　大概是因为这些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似乎没几年土炕就被拆掉了。替换它的是木架子床，除了冬天不够暖和，的确比土炕舒服了不少。家里的土炕是什么时候拆的，我一点也记不起了。不过奶奶的土炕，她睡了好多年，直到后来重新拆建房子。
　　长大后，我在山西临汾乡下的窑洞还曾睡过一夜土炕，而那炕的外围，是用白石灰粉白的。相比之下，过去睡过的土炕，“土”味更纯正些。人能适应环境，环境也可以改变人。那时冬天，盖一床打满补丁的薄被，睡在垫着麦草的芦席上，脊背印满芦席的图案，照样夜夜睡得很香。若是现在，包括我在内，恐怕没几人能受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