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王鸿任
　　我与《民声报》《法治与社会》相识相交，是2012年芜湖、凤阳人大机关的朋友告诉我，这一报一刊对省外来稿一视同仁，很是可贵，我便开始向这一报一刊投稿，从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　　我写给《民声报》《法治与社会》的多是人大工作的言论稿件，而这一报一刊采用言论稿件的三个突出特点，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：
　　一是青睐真知灼见的观点。《民声报》和《法治与社会》都设有刊登言论稿件的版面或栏目，经常浏览的读者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所采用的稿件在鲜明的观点上都颇有见地，让人读后有一种“开卷有益”的收获感，这是报刊的编辑同志长期以来坚持认真遴选、精心编稿的结果，也在客观上为写稿人提供了撰稿导向，在这个方面我学以致用、多思细悟，在锤炼稿件所述的观点上求真求精，便时常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我初向这一报一刊投稿的时候，正值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专题询问的热潮期，而当时“专题询问”这一创新做法尚未入法，我发现法律原来所规定的“询问”即随机询问，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各项工作报告时，本来就少有运用，在专题询问的热潮中随机询问几乎荡然无存，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正确对待的倾向，于是我便写了一篇《询问未必皆专题》的稿子，《民声报》于2014年4月10日发表，许多人大工作者对这一观点给予了赞同的评价。
　　二是包容与众不同的观点。人们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工作，包括与之相关的某些法律法规的条款有些不同的观点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学习更是值得提倡的，《法治与社会》的“争鸣”栏目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，多年来坚持每月开展一个话题的专题研讨，既刊登多数人观点形成共识的稿件，也刊登观点有些许不同或者观点截然相反的稿件。正是因为这个突出的特点，喜欢阅读这个栏目稿件的读者不仅越来越多，而且不少读者还对其中的一些稿件反复阅读，并邀集周围的同事参与讨论，使得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。2023年7月《法治与社会》“争鸣”栏目的话题是人大会议还有没有必要设置公民旁听席？多数人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已无必要，有人甚至认为当下再设置公民旁听席纯属“作秀”。我认为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》中关于“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”的规定，不仅仅是为了会议现场能够包含“普通公民”这一层面，而更重要地是体现了“权在于民”的宪法精神，近年来出现的“旁听降温”现象，并不是公民旁听制度的设计所导致的，而是与没能与时俱进地做好公民旁听的服务工作有很大关系，于是我撰写了一篇《旁听“不叫座”，并非“座”的错》的稿子参与争鸣，该栏目给予了发表，多家网站给予了转载，笔者所在单位的同志看了以后都说：还是多角度地去观察问题、分析原因、对症整改，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。
　　三是助力深入探索的观点。研讨人大工作理论的目的在于正确地指导人大工作，尤其是工作实践中常有争论的问题，在法律法规运用中对某些条款如何准确把握的问题，非常值得关注。《民声报》《法治与社会》在选择采用言论稿件方面，始终坚持积极助力对涉及这类问题的深入探索，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人大工作。譬如针对地方组织法第六次修正时，将正职候选人“一般应多一人”修改为“可以多一人”，及时发表了选举办法是否可以规定对正职进行等额选举的文章；针对代表法第四次修正时，将“责令辞职被接受的”列入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，及时发表了谁应当是责令代表辞职的法定主体的文章；针对近年来罢免权被广泛激活的情形，及时发表了罢免代表可否委托投票的文章，罢免代表是否需要当事人申辩的文章等等，这些文章的观点深受广大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的欢迎。
　　令我感受深刻而且至今记忆犹新的是，2019年《法治与社会》第4期对于“弃权后能否另选他人”的研讨，在这之前，我曾经参与过《人民代表报》《浙江人大》《娄底人大》等人大报刊就这个问题组织的专题讨论，当时我是主张可以另选他人。在参与《法治与社会》组织的研讨时，我又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，似乎主张“可”“否”的都有一定道理，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位资深人大工作者在相关专著中阐明的观点是“可否另选他人”不是个法律问题，只是个选择问题，另选他人或不另选他人都可以。我思考再三，觉得这些观点都缺乏权威性依据，于是写了一篇《弃权后能否另选他人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》的稿件参与讨论。今年3月11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代表法进行第四次修正时，明确规定：“表示反对的，可以另选他人”，即表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，使长期争论的这个问题有了权威性操作依据。我深深地感到在《民声报》《法治与社会》的引导下思考、写稿，写作不断的有所升华，经常的享受愉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