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二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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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 □ 陈增长
  上世纪90年代末,当我刚刚走出陕西师范大学校门,满脸茫然地踏入社会的时候,《民声报》——我的第二大学像母亲一样伸出温暖的双手,紧紧地拥抱住了我。
  在我的脑海深处,一直清清楚楚地记着一个时间:1997年4月20日。那天,我的第一篇人大理论研讨文章发表在《民声报》上,文章的题目是:《县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不高及对策》。编辑是一位叫张冬青的老师。当2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看着自己写的这篇文章出现在《民声报》上的时候,内心的那股激动劲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。好多回夜深人静的时候,老父亲拿着那张《民声报》满村跑逢人就夸,好像儿子中了状元的情景,像放电影一样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  正是这篇仅仅千余字的文章,激励着我走上了人大理论研讨工作道路。因为当年单位没有电脑可以上网,个人没有手机可以刷视频,工作的间隙里,当别的同志喝茶聊天的时候,我在翻阅《民声报》《民意》杂志(现在的《法治与社会》杂志前身)《咸阳人大工作通讯》(现在的《咸阳人大》杂志前身);当别的同志看电视,逛大街的时候,偌大一个机关宿舍楼,只有我的房间里那盏台灯会一直亮到深夜,直到我放下手中的圆珠笔。
  写作真的是个苦差事。一是让人身累。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。每次抄抄写写,修修改改,自己也记不得改多少遍了。而且呢,因为水平有限,往往是投了几十篇稿子,才可能有一二篇稿子“中奖”。那种等待真的很煎熬。二是让人心累。想写点好东西是要学会坐冷板凳的。听到些闲言碎语免不了:“祝贺呀,又挣了十块钱,明早记得请哥几个吃碗豆腐脑!”“也就几十块钱的事,有必要这么拼命吗?”等等。实话实说,当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被提拔重用,或者做生意赚了钱,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的时候,好多次都想到过放弃。但是,我是农民的儿子,往上翻三辈还是农民,自己已经是父母眼中的骄傲,亲戚眼中的能行人了,想做生意既没有门路,更没有本钱,想很快得到提拔!其实只能想想而已。
  还好,天不欺人。几年后,我发表在《民声报》上的文章断断续续荣获咸阳市年度人大好新闻奖不同奖次;到了2015年,我写的《人大干部要心中有党有民有责有戒》荣获第二十五届陕西人大新闻奖网络作品二等奖;2016年,我写的《票决不可能医百病》荣获第二十六届中国人大新闻奖网络作品评论二等奖;2017年,我写的《审议发言既要敢说又要会说》荣获第二十七届陕西人大新闻奖网络作品二等奖;2018年,我写的《审议发言为何羞答答》荣获第二十八届中国人大新闻奖网络作品评论二等奖等。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荣誉,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喜悦,让我的心静了下来,直到完全适应了这种把写作当成“第二生命”的生活。当然,我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回报,获奖基本都是有奖金可以领的,所在单位也差不多每年都会奖励些现金。而且,因为有了些“虚名”,一些“慕名而来”的朋友找上门让我帮他们写点东西,挣了些人缘。
  荣誉面前不应该满足,但一直以来我很骄傲。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。在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座小城里,写文章的人真的不少,能在全省,乃至全国获奖的人却没有几个。好多次,我很自信地用自己的故事教育和鼓励女儿好好学习,将来做一个让父母骄傲的人。
  没必要太谦虚。因为在人大理论研讨方面付出了心血,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,2009年2月,我荣任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,分管材料工作;2013年1月,我荣任县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,分管人大理论研讨工作;2017年2月,我又一次因为熟悉人大工作业务,荣任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主任。对很多人来说,我在工作中取得的这点进步算不了什么,但是,对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乡下娃来说,没根没底,仅仅凭着写材料就成长为一名正科级干部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  时间的车轮不会等任何人,任凭我们怎么拉都拉不回来。现在,每当我在镜中看着自己两鬓染上的雪花,内心的感觉是五味杂陈,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会油然而生。真的,我感恩《民声报》,是《民声报》这个平台成就了我;感恩《民声报》的编辑们,是《民声报》的编辑们培养了我。